在深圳路演场,一位女观众向王千源提问:“王历文最后在电影里面说‘我太笨了’,等罗宽死了才确定陈家栋的身份。所以你是‘兄弟脑’吗?”台上的王千源好奇反问:“什么是‘兄弟脑’?”这位观众解释:“‘兄弟脑’就是完全相信兄弟,就像我满脑子都是陈伟霆。”王千源笑着回答她:“那我满脑子就是两个人,一个是导演,一个跟你一样,也是陈伟霆。不管戏里戏外,我都非常喜欢陈伟霆。他是我的‘小兄弟’,我俩‘心心相印’。”于是,《欢乐颂》原本对于女性成长的细腻探索,逐渐演变成爽剧模式。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观众,都扮演起自己成长经历中的“事后诸葛亮”,谁都更愿意代入更成熟更睿智更洒脱更优秀的角色。我们对何悯鸿的厌恶,何止是对剧情人设的厌恶?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种厌恶来自于自己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次尴尬、失误、挫折、懊悔和痛苦,可以抵御深夜醒来脑中闪回社死瞬间导致的脚趾蜷缩,可以用来逃避自己过去的无能、无助和无奈,因为大多数人仍可以在何悯鸿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窘境。我们讨厌何悯鸿成长的停滞,因为恐惧自己也在遭遇成长的停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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